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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曾国藩传》 第11章 手牵文墨“曾屠户” 免费试读

曾国藩一路潜行，风尘仆仆地向省城赶来。因此，朝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南省“团练大臣”。根据定性，曾国藩要“协同”湖南巡抚保一方安宁，“办理本省团练乡民，搜查土匪诸事务”。朝廷要求曾国藩抚定一方平安，并无更大的权力，但此时，曾国藩绝不甘心于一个地方民间组织式的官员，而是渴望成就一番事业，锻造出一支“经制兵”之外的“异军”。

通过与朝廷对话、对这，互相通融，曾国藩渐渐了解到“匪”之真谛。通过官方给其定位，“匪”即指“反叛”、“作乱”、“制造事端”的“逆民”。当时，对“匪”的称谓让人眼花缭乱。天平天国运动被称为“粤匪”、“发匪”；后来起义的捻军被称为“捻匪”；针对少数民族起义，依不同种族，民族或称为“苗匪”，或称为“回匪”，等等。在此基础之上，还有一些实时发作，不断出现的地方流民“作乱”，如会党的起义发端被称为“会匪”；有些邪教组织被称为“教匪”。

还有一种常见之“匪”，即“土匪”。这种人往往是暴力作乱的平民，却带有强烈的正义性。因此，对“土匪”的理解，不能从简单的字面上理解。当时，清朝官方笔下的“土匪”即指带有强烈正义性，并主动反叛主流社会，对政府作对，以抢劫，洗掠，和声张正义为根本，劫富济贫，对政府产生强烈不满者。土豪劣绅是他们洗劫的对象，而有时也会对百姓动手。因此，在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，都无法容忍“土匪”这种社会流弊的存在。

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称：湖南“匪情”严重且复杂。首先提到“会匪”。关于此类，他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总结。曾国藩认为，当时的天地会、串子会、红黑会、半边线一股香会等门派者，皆为“会匪”。之后，他又提及“教匪”与“盗匪”。“教匪”主要指信仰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起义；“盗匪”则指盗窃、抢劫者。最后，曾国藩定位了“痞匪”和“游匪”。根据曾国藩自己的理解，“痞匪”即指“奸胥、蠹役、讼师、光棍之类”；关于“游匪”曾国藩认真定义，并分成三部分：其一，“逃兵、逃勇奔窜而返，无资可归，无营可投，沿途逗留”者；其二，“粤寇蹂躏之区，财物罄空，室庐焚毁，弱者则乞丐近地，强者则转徙他乡，或乃会聚丑类，随从劫掠”；其三，“大兵扎营之所，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，或假充长夫，或假冒余丁，混杂于买卖街中，偷窃于支应局内，迨大营既远辗转流落，到处滋扰”。

因此，曾国藩所指的“匪类”，既包括公然起义造反的“逆天者”，也包括强盗、劫掠之流；既包括不甘驯服，叛逆政府的“莠民”，也包括犯监作科、压迫百姓的不法胥吏、兵痞。凡此种种，只要是在地方范围内，或一个区域作乱，便是“土匪”。就当是情况而论，曾国藩所在的湖南省，“土匪”如大地上的野草，到处都是。曾国藩有言，“东南之衡（州）、永（州）、郴（州）、桂（阳），西南之宝庆、靖州，万山丛薄，尤为匪徒卵育之区”。此特制之地，皆匪寇活跃非常之所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，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秘不可分。事实上，晚清时期，天下纷争不断，社会矛盾尖锐，百姓疾苦之声尤甚，人生每况愈下，美好境遇朝来夕去。客观而论在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正是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的发展机会，国家需要发展，社会需要进步，生活需要改善。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，如果不大有作为一番，身边一切和国家命运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此时的“匪类”，并非进步势力，但却是革命之前的暴风骤雨。

此时，清王朝摇摇欲坠，起义的风雨遮盖了整个天下。针对严峻形势，曾国藩有言，“粤逆入楚（“楚”指湖南省），凡入添弟会（指“天地会”）者，大半附之而去”。清政府急切地表示，各地方着力清缴，“督促查办”，目的是削弱起义军们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实力。同时，朝廷亦将地方“治安”放在第一位，确保地方安宁，获得百姓拥护，即可对起义军作战事半功倍。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，并以理学家的姿态，倡导“重典”以除暴安良；“威猛”以确保天下太平，甚至，曾国藩称自己“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”，“不复敢言阴骘”。在咸丰帝与同僚朋友中这样表白，可见其诚惶诚恐，一心报国之心。

在镇压“匪类”上，曾国藩已经摩拳擦掌，斩钉截铁，达到“言必行，行必果”的地步。他认真思考，并制定出双管齐下的方案，即：一方面，在驻所设局坐地审办；另一方面，派遣属下，调兵遣将，赴荒杂叛乱之地镇压。

曾国藩的办公场所——“审案局”设立在长沙城鱼塘口的行辕之中。曾国藩一入公案，即制定出捕获“政治犯”的途径，主要是：派差役缉拿；贿金以乡绅乡里缉捕；将“落户族”连坐捉拿；令主事官员亲自前往地方捉拿归案。曾国藩曾坦然自释，称根据“案情”轻重，酌情处理。最重者“斩立决”，较次者则毙之杖下，最轻者也是杖鞭千百余。此三者为曾国藩的惩治手段。曾国藩还称，巨案则自行汇审，小者则自己一人专司。曾国藩的信条是，立案立办，绝不拖延，即使是重案要案，曾国藩也不拖延，争取时效性。若实在审办不了，则不择手段，严刑酷监，拷打问罪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案堂之上，“政治犯”并无口舌争辩，最终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。

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曾国藩即审讯了一大批“匪犯”。据曾国藩呈现给咸丰帝的奏折称，一共斩决一百四十名，杖毙者二人，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若干札饬各州县就地正法之犯不计其数。到此，谁也无法统计，札毙在曾国藩公案中的“亡魂”有多少。

曾国藩这种“就地正法”的行为是“合制”的吗？事实上，根据请朝廷的金科玉律，执行***是要逐层审批，最终由皇帝裁决的。此时，曾国藩的行为是一种“非制”行为，充其量是“法制”之外的特殊情况。关于“盗案”，请朝廷也有明确规定，最终裁决权由皇帝定夺。但是，曾国藩并非地方正官印，更无刑事大权。对于他的行为，若被奸佞发现，或从中挑拨，曾国藩很容易命在弦上。至于先斩后奏，那更是皇帝亲信，甚至是推心置腹者不能为，或是极重大的案件，包括军事在内。此时，曾国藩为“抚正宁乱”，私自动用生杀大权，却是特殊情况。因此，朝廷不但不斥责惩罚他，反而予以肯定和褒奖。众官员认为在，这是对“正制”的“变通”行为，非“违制”行为。最后，咸丰帝也这样认为。

曾国藩的“审案局”也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二月间成立。当时，朝廷并无特许，无人敢于“先斩后奏”，而曾国藩这样做了，无疑是为朝廷开了先河。咸丰帝自己也认为，曾国藩的做法很正确，为了有效地“平乱”，咸丰帝于当年三月十三日传达一份谕旨，要求地方处理“平乱”军务者，皆可对“政治犯”先斩而后奏。其中，述及四川、附件两地的“平乱”情况，要求当地官员效法曾国藩。也就是说，朝廷已放权到省级，要求各省巡抚执行“就地正法”的权力。曾国藩无疑是此项政令的先导者，促使咸丰帝作出这样的决定。

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，中华大地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尤其是南方，大小“土匪”、“教匪”、“会匪”比比皆是。为了稳定国家，咸丰帝不知情的“就地正法”不知有多少起，群臣也“开在眼里，放在心里”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“治匪平乱”工作渐渐深化，曾国藩又直奏“先斩后奏”之原因和效果，深深震动了咸丰帝。所以，就有了咸丰三年春间的谕旨，放权各省执行生杀大权。曾国藩积极利用这一条件，杀人如麻，并被世人称为“曾屠户”。

曾国藩是名义上的“巡抚令旗”，表面上是巡抚委托，实质上独自专权，有恃无恐。审理犯人时，他不择手段，严苛酷刑，痛打恨杀，无所不用，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此时，有人劝解他：“曾公此残忍，岂是天下仁子？”曾国藩悻悻地道：“此情此境，国家危难，若不心狠手辣，恐怕朝廷就朝不保夕了。”真所谓“上为君国，下为民生，天经地义，功德无量”。作为一个书生，曾国藩杀人无数，只因时势所趋。曾国藩本着“为天下苍生寄福祉：的信念，不断地斩杀叛逆，就是渴望清王朝能高枕无忧。因此，他越来越疯狂，势力越来越强大。

就形势而论，太平天国势力一天天地壮大，地方“教匪“、”会匪“等大有与之同流倾向。为此，曾国藩心急如焚，渴望建立一支团练队伍，直接与之展开战斗，彻底消灭此势力。更让他忧心的是，地方”会匪“有相当的组织基础，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，若与太平天国合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匪患“不仅制造事端，抢劫掠夺，甚至与政府作战，若不早日铲除，并将后患无穷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藩组织团练队伍势在必行。

曾国藩的团练队伍组织起来之后，首先调遣至常宁，平定匪乱。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春间，地方官员呈报，此股“会匪”数百人，旗帜、军械、枪炮一应俱全，所至之处，张贴标语，称授命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札谕，“劫掠富户，裹胁村民”。曾国藩一听，此股势力有与太平天国合流之趋，心中紧张起来。于是，他断然决定，派“团勇”前往平定。曾国藩部队还未抵达，这股势力举事者已将地方兵勇击溃。是时，曾国藩又收到衡山有“匪徒”千余人兴风作浪，军械、火药皆有。曾国藩急忙下令，支援衡山。两军激战之后，“匪徒”被镇压下去。这是曾国藩“练勇”以来的第一次胜利，喜不自胜。此后，曾国藩的团练又支援了省内诸地“平乱”工作。此时，地方上的起义一个接着一个，消灭一个又来一个，已是星星燎原之势。因此，曾国藩平定湘省起义，道路漫长而艰苦。

曾国藩建功心切，为保一方平安，手段残酷到极点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在湘省内，形成一种并不称颂的名号。但曾国藩并不在意，反而更骄横跋扈，我行我素，处理事情专权恣为，让湘省内产生一种坏死的政治气氛，甚至人人都愤恨曾国藩，为他后来办公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
曾国藩归乡省事时，正是张亮基任湖南巡抚。此人字采臣，号石卿；江苏铜山（今徐州）人，历任云南巡抚，云贵总署。咸丰二年（公元1842年）夏间，太平军攻打湖南，省城受到威胁，朝廷任命张亮基为湖南巡抚。由此，张亮基与湘系地方官员关系日笃。但是，远在贵州地方上任职的胡林翼对张亮基倍加推崇，认为他是林则徐“一流人物”。为此，胡林翼竭力在张亮基面前推荐自己的老乡兼亲戚的左宗棠，期能成为他的署僚。胡林翼告诉左宗棠，张亮基为人正派，“肝胆血性，一时无两”，须认真听取其建议。最终，事情成就，左宗棠正式出山。此时，曾国藩积极办理“团练”，张亮基全力支持在。因刚入湘省，他亟需一群同僚帮衬，曾国藩自然也是他争取的一位。但是，曾国藩办理“团练”不久，张亮基即离开湖南，赴湖北任湖广总督，后来有改任山东巡抚。离开湖南之前，张亮基与曾国藩握手作别，并保证两日一次通信，曾国藩点头，依依不舍。由此可见，俩人关系之密。

张亮基迁职之后，由湘省原布政使潘铎担任。时隔三个月之后，潘铎重病在榻，无法理事，被免职，改由原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担任。骆秉章任职一段时间内，该省布政使由原任云南布政使徐有壬担任，按察使则由原衡永郴桂道提出不久的陶恩培担任。以上官员中，潘铎与曾国藩交往不融洽，骆秉章虽非奸佞犯科之辈，却对曾国藩的为官风格不以为然，只是停留在“表面文章”上。知情人皆称：骆秉章对曾国藩“心诽之”，只是曾国藩常常“见其所奏辄得褒答，受主知”。由此可见，俩人关系是“明不想争，暗里倾轧”。

两位新人官员，布政使徐有壬和按察使陶恩培对曾国藩嫉恨不已，甚至渴望“先除之而后快”。同时，武官们对曾国藩的憎恨更深刻。时任提督鲍起豹认为，曾国藩肆意涉足绿营军事，甚至临驾于其上，是属可恨，公开与之对抗。此时，绿营中下层军官也愤恨不已，声称要向曾国藩***。曾国藩的“团练”不断与“军官”们产生摩擦，以至于咸丰三年秋间双方产生械斗，甚至有绿营兵哗闹曾国藩公馆的一幕。

之所以说曾国藩染指绿营军，是因在长沙攻防战中，延揽了其中大将塔齐布。此人满洲镶黄旗人，托尔佳（又称陶佳）氏，字智亭。在绿营军中时，都统乌兰泰麾下，由火器营护军升擢为三等侍卫，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至湖南以督司用。参加防卫长沙城战役中，异常勇猛，深受曾国藩器重。塔齐布虽为旗人，但作风却刚直耿中，勤于职务；打仗勇猛异常，甚至有侠义风范。

曾国藩认识塔齐布时就产生强烈欢欣，称其“每操军，执旗指挥，虽甚雨，矗立无惰容”。曾国藩甚是“伟其才”，重用他，并“令绾辰勇”。从此将塔齐布聘为团练教官，并在咸丰帝面前不断保举，请求“破格擢升”，并说出一大推理由。在湘省团练期间，曾国藩常常依靠塔齐布整顿营务，组织兵勇。最后，曾国藩在奏折上称：“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，奖拔一人，冀以鼓励众心”。咸丰帝龙颜大悦，擢升已是游击的塔齐布抚标中军参将。塔齐布开始对曾国藩恭敬尊重，言听计从。俩人建立了一种无法割裂的友好关系。

曾国藩牢牢地控制了塔齐布，以此为契机，曾国藩将双手更深地伸入绿营军中。当时，曾国藩为了让自己的团练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，要求练勇们与绿营军一起操练，并吸收其组织结构和武艺。当时，绿营军已腐化成风，操练只是形式，曾国藩深恶之。因此，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，可改变绿营的靡风。可是，绿营军是正规军，是朝廷的“经制军”，认为曾国藩的团练只是民间组织，甚至认为是乌合之众，与他们在一起，是对绿营军的侮辱。因此，曾国藩下令团练与绿营军一起操练，除塔齐布部之外，其他皆反抗，甚至认为曾国藩在捞油水。绿营军与曾国藩怨愤极深。此时，长沙协副将清德就公然抵抗，并挑唆军中将士，拆曾国藩的后台。

曾国藩已发现此动向，并产生威胁之感。于是，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，向咸丰帝参奏一本，称清德兵法生疏，用兵无术，临阵胆怯，比习操练，犹如文人，喜爱花木，等等，要求朝廷将其革职。之后，曾国藩又在其后“附片”奏疏，称，太平军攻打长沙，藏弹埋药，将长沙南城轰坍，正是用兵之时，清德却“摘去顶戴，藏匿民房；所带兵丁，脱去号褂，抛弃满街”，至今是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曾国藩口口声声提出，如不将清德革职，将难匡正立德，更无法振兴军队，国家前途必飘渺不定。曾国藩将流弊与“贼请”联系起来，并说明当时军队建设的情况。咸丰帝很是震惊。绿营军见敌便逃，遇功即争，实是朝廷之大不幸，天下之大祸患。之后，曾国藩称，南方战事吃紧，湖北告急，正规军却怯懦不战。今“逆匪”攻打南昌，自已率兵数余前往救援。绿营军中，恩威并施，却不见其效，真天下罕见。为表明自己并无私心奸佞之嫌，曾国藩最后提出：“臣若稍怀私见，求皇上严密查出，治臣欺惘之罪。”

曾国藩在保举塔齐布过程中，采用的是“双刃剑”，即，贬斥清德的同时，褒扬塔齐布。当时，曾国藩曾多次在友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德是如何如何的不好，如何如何的***腐化，不正军风，争功弃弊，钻营发财，等等。最后，他又给张亮基一份信，称自己并未“侵官”，而是实话实说。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或褒或贬，或赞或斥，心中已有数。最终的结果就是，朝廷擢升塔齐布为富将衔，清德被革职查办。

曾国藩一路咄咄逼人的气势，让绿营军士个个咬牙恨恨。提督鲍起豹声称，自己与清德关系一向友好，今曾国藩竟爬到自己头上，愤恨之情愈发强烈。这次，清德主动找到鲍起豹，在他面前搬弄是非，称曾国藩与塔齐布是不速之客，怎么能爬到他头上。鲍起豹越听越上火，于是大声喝道：“曾国藩小儿，我绝不请饶你。”此后，鲍起豹下令全军，停止与团练部队一起操练，有时甚至要求全军停止操练。清德口口声声地道：“提督见驻省城，我不传操，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。”此时，塔齐布军营只能黯然沉默，不敢再声张。此时，全军上下，上至军官，下至兵员，个个窃喜，认为可以惩办滋事妄为的曾国藩。由于绿营军轻辱团练部队日久。这次，在鲍起豹的纵容下，全军更放肆，企图制服曾国藩的团练部队。之后几个月时间内，绿营与鲍起豹的绿营军展开了多场械斗。

七月间，在军民合操时，曾国藩的将士误伤了标兵长夫。绿营军将士“群起而激愤”，纷纷武装起来，要向团练大臣讨个说法。城上军兵越堞而出，城中哗变。两军械斗起来。此时，曾国藩为平息事件，下令鞭挞将士，并向绿营军将士赔礼道歉。不多时，械斗被平息。但是，不久之后，又一场斗争接踵而来。

这次，挑衅的绿营军是塔齐布的“辰勇”，后各部纷纷响应，武装列队，吹角连连，径直向曾国藩的练勇营奔来，双方再次发生械斗。曾国藩用尽良谋，施展手段，依然解决不了问题。于是，他“一不做，二不休”，向提督鲍起豹传达了一份通牒，要求将军严惩肇事者。鲍起豹对曾国藩痛恨已久，心中盘算之后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第二天便将曾国藩点名的肇事者捆绑在辕门，示众。绿营军士见状，义愤至极，纷纷闯入大街，******，要求团练队伍给个说法。曾国藩见事已无法收拾，就问鲍起豹道：“我让你将肇事者交于我惩办，怎么会这样？”此时，鲍起豹已听不进去，让曾国藩看着办。

绿营军终日在市场大街上游闹，搞得城中神秘兮兮，无人敢出门。后来，绿营军越来越大胆，竟然将曾国藩的公馆围成一团。本来，曾国藩认为这是绿营军射圃之处，不会受到威胁。此时，绿营竟围攻到这，外面喊杀声一片，他不得不放下公务，出们窥探。此时，从人跑进来，要求曾国藩赶快离去，否则就生命危险。曾国藩动了动脑筋，然后穿戴整齐，径直向仅一墙之隔的巡抚府中奔去。

骆秉章与曾国藩邻墙，外面发生的一切应了如指掌。曾国藩见到他时，他才装作惶恐的样子，问他是否受伤，自己一定惩办此事。曾国藩惊慌地道：“大人，我还无碍，但将官们受苦了。”此后，骆秉章查办了此事，但又将肇事者释放，息事宁人，不了了之。由此可见，骆秉章对曾国藩并无好感，只是停留在言语客套的表面上。曾国藩受到屈辱，其家人、朋友、同僚纷纷要求他上奏朝廷，而他自己却认识，这事不足为题，是伤害君父的丑事，自己寸功未立，不值得小题大做。事实上，曾国藩依然在遵行自己理学大家的做派。

担任团练大臣以来，曾国藩处处以身作则，并切切实施“剿匪”工作。对太平天国形成巨大威胁。在“剿匪”方面，曾国藩已出成绩，并得到咸丰帝的褒扬。其手段之毒辣，心肠之坚忍，实属罕见。因此，在湖南地方产生不掉震动，甚至产生官员的敌对情绪。此曾公馆被围之后，曾国藩要想成功，只有将团练带到衡州，在那里潜心研习，苦练战法。

曾国藩在团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“刚硬”，让世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学术专家，更不敢相信他是理学大家。曾有人称，曾国藩“在京官时，以朱程为依归，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，又变而为申（申不害）韩（韩非子）。尝自称欲著《挺经》，言其刚也”。在“剿匪”过程中，曾国藩杀人如麻，不枉私情，先斩后奏，刚正不阿；在“团练”上，曾国藩竟究“下狠心，啃硬骨头”的宗旨。因此，虽与湘省官员发生诸多矛盾，但亦未改变这一秉性。在衡州，他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刚愎自用，甚至目中无人。越来越多的人才称他为“曾屠户”。